“男公关”是我在深圳做社区考察时，“业内”常用的说法，或简称为“公关”，或繁称为“公关先生”，或“先生”，民间的称谓中最具贬意的如“鸭”，中性的称谓在南方如“仔”，在北方如“少爷”，而我在博士论文中则称之为“男性性工作者”。

　　近年，大众传媒中时常会出现关于“男公关”的报道，这些报道多以猎奇的心态与窥视的视角出现，其中更多想当然的“创作”以及基于无知基础上的贬损。真正严肃的、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却从未有闻。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在于当前中国的性革命，而男性性工作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同样是性革命的产物。

　　对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即使在英文文献中，也非常缺失，我做此项研究之前只检索到有限的三四篇文章。汉语文献，也只有本研究中提到的二篇。这些短篇论文对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都只停留在表面上。

　　一、我的“社区考察”

　　2006年4至5月，笔者在深圳市的FH夜总会，以“客房营销员”的身分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社区考察。ＹＹ，是我进入ＦＨ夜总会进行社区考察的“引路人”。在2005年底，我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进行男性性工作者研究，寻求信息帮助”的启示，ＹＹ是较早与我联系的人。我们通过网络即时聊天工具QQ交流，建立了信任。曾经有过短暂的性产业从业经历，现为某外企高级职员的ＹＹ，利用他在深圳的各种资源，帮助我寻找可以进入考察的社区。在经历许多次碰壁之后，终于获得了FH夜总会客房营销部经理申哥的许可，同意我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在他的部门里工作两个月。申哥，便是我进入所考察的社区的“看门人”。

　　对“看门人”申哥，我从一开始便说明真实身份与意图，说明自己要进行男性性工作者的调查，同时保证在使用信息的时候不透露任何可能使读者识别出当事人身份的内容，而且明确表示希望论文正式出版前可以请申哥先读一遍，一来更正对社区与行业的误读，二来也对不该透露的信息进行把关。当然，对于申哥的支持给以回报，也是我们合作的重要前提。得到了申哥的支持，事情便顺利起来了。

　　到深圳之初，我便同申哥深入讨论了我该以何种身份进入社区、是否公开研究意图等问题。考虑这些问题，既是为了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也考虑到了研究的伦理规则。申哥深知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如何既能够很好地完成我的考察，又能够保证我个人的安全，不伤及各方面的利益。在申哥的建议下，我最后决定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这一真实身份和与真实姓名进入了社区，申哥又对外讲我是一位铁哥们儿的铁哥们儿。事实上，正如引路人富哥所说，在深圳没有人关心别人的事，我进入夜总会后没有任何人问及我的身份，所有人都只认为我是一个“来赚钱的”。

　　我曾想象“博士生”这一身份仍然可能令一些社区人员感到阶层距离，不利于沟通。我很快发现自己多虑了，在那样一个社区中，甚至在深圳这样一个城市，是否有钱才是判断一个人阶层的唯一标准。社区中人刚听说我是“博士生”的时候，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敬佩，但当看到我也一样和他们打工，特别是当听到我说“学历高有什么用，还不如你们有钱”的时候，便完全释然，毫不觉得我有什么地方优越于他们了。甚至，有的人还对我表示同情，说“读书有什么用”之类的话。

　　我曾设想，如果被问及自己为什么来夜总会，便说是研究深圳的娱乐生活。但我很快就发现，根本就不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所有人都自然地认为，我是因为经济困难，来打工赚钱贴补学费的。

　　这，就是深圳的地区符号，更是夜总会这种社区中普遍的思维方式。也正因为这样的思维，我得以在社区中生活了两个月。其间也有多次风险，许多尴尬，但在“看门人”申哥的帮助下，总体而言顺利平安。

　　考虑以何种身份进入社区时，研究伦理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隐瞒真实目的无疑有助于我获得真实性信息，但是这一隐瞒，是否算对社区成员的欺骗呢。这，其实是学术研究中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二难论题。笔者所做的只能是：我时刻警惕着，无论是调查阶段，还是论文写作阶段，均不让自己的行为对社区及社区中成员构成伤害。我将社区中人士视为我的“信息提供者”，我努力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同时，本研究中将删除一切有可能使别人识别出这家夜总会及其中工作人员的私人信息。虽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研究受损，但这可以成为对伦理规则的最大尊重，所以我不得不有所放弃。

　　我离开深圳后，还一直与几位信息提供者保持着私人联系。我曾在北京帮过他们一些忙，我希望这可以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

　　在进入社区一个月之后，我渐渐对一些相处较好的信息提供者透露我准备写一篇关于他们的论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人表示担忧，甚至有人表示明确的支持，并且接受了我的深入访谈。我想，这是因为交往中对我建立了信任。

　　笔者以客房销售员的身份，完全是夜场中的“自己人”，信息提供者无需防备我。同社区中各种人的广泛接触，可以将得到的不同信息进行相互验正、辨伪，同时，长期在一起工作，也使得即使是无意的“说慌”也很容易被发现，这些均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如果单纯用访谈法的话，一些问题绝对不会想到，也不会问到。但在参与观察时都遇到了，成为重要的研究信息。参与观察时的聊天又并非漫无目的的闲聊，进入社区两个星期之后，我已经有意识地在聊天中梳理信息提供者的生命史了，这便将访谈法也运用到社区考察中。社区考察后期的深入访谈更使得信息变得全面。

　　笔者作为社区一员，生活在社区符号中，对信息提供者的经验做到了感同身受。进入社区之始，笔者对于聊天时研究对象所说的一些“弦外之音”反应麻木，而两个星期之后，则已经能够立即听出他们的话中话了。较长时间的相处，也使得笔者得以观察到一些信息提供者经历的变化，了解他们与社区及社区中其他人的互动。而这些都是单纯的访谈法、问卷法等绝对无法获得的。

　　当我无法与社区中人士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如抽烟、喝酒、吸毒、偶发性性行为）时，我的参与观察程度受到一定影响，也影响了我与部分信息提供者建议更亲密的关系。但我也努力通过其它方式建立亲密关系来消解这一负面影响，比如在谈话中和信息提供者找到共同点（如在性的价值观上），建立亲近感，也包括在经济上让他们觉得我“够哥们儿”。同时我也几乎对社区中日常接触的每个人都认真地解释过我回避这些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比如我不抽烟和喝酒，是因为我１９岁时一次醉酒之后患了痔疮，痛苦很长时间，即使在手术之后只要抽一支烟也会立即便血，饮酒也便血，再加上对健康的全面考虑，便早早地戒了烟酒；对于吸毒，完全是因为恐惧，幸好在FH夜总会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恐惧吸毒；对于回避偶发性性行为（主要是和社区中的女孩子），我的解释是如果戴安全套我就会“完全不行了”，而如果不戴安全套又非常害怕艾滋病和性病，这一解释在我的信息提供者当中获得了普遍的接受。他们中许多人还会认为，已然将近四十岁的我不像他们那样渴望做爱。社区中还有人会替我做出另外的解释：“书虫，酸！”或“读书读呆了”。让我欣慰的是，我的这些解释都是事实，我没有欺骗他们。

　　此外，在前往深圳进行社区考察之前，笔者还曾在北京进行了短暂的社区考察。随两位商界的朋友数次进入男性性工作者工作的夜总会，以客人的身份观察、聊天。此外，还对三位从网上找到“男性伴”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访谈。笔者在２００６年夏季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两个月，亦对台北的两名男性性工作者进行访谈。与深圳社区考察相比，这些调查获得的信息均不够丰厚，所以本研究主要是针对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而北京和台北的材料在本研究中只是作为对深圳信息的参照进行对比分析时使用。但这种对比分析，使我们对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实践丰富性的理解更加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