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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梦网 > 深圳信息 > 深圳人为什么不高兴 他们不高兴的前提是已经把城市当成自己的
“你能把我们城市的分数打高些吗?”这句话对全国文明城市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而言,是听惯了的,令他们觉得新奇的是,近年他们频繁在深圳听到这句话。这恰好是该调查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的体现,即城市认同感。
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尹昌龙说,深圳人已经完成化异乡为本土,心理上已经完成从移民到市民的转化。现在的深圳人生活得更安静,更内敛,寻找着安定内心的自我调整方式。而伴随认同感滋生的,却是更多的“不认同”。所谓越自由越孤独,当城市的居住者开始意识到“目光的政治”,他们对城市实力、商业价值、都会形象和城市品牌度都开始有更多要求。深圳关外的乱从特区建立开始就一直存在,而过去却没有受到特别关注,现在则作为城市形态和形象屡屡被提出。越来越多的深圳人也已经会在外人谈论深圳治安的时候,表达出它并非“妖魔”的异议。
然而深圳的移民基础,以及现在深圳户籍的人口比例依然不高,令深圳居住者的认同感还未达到家乡式的认同。所谓“犬不择家贫、子不嫌母丑”,在深圳社科院城市营运中心主任高海燕看来,深圳人诉求的多元化其实是源自功利性,彼此在乎的都是个人利益是否得到满足。对移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来说,利益计算是必然的。城市共识越难达到,普惠化就难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板块族群的人都在对公共话语权提出挑战,他们对社会的参与愿望,使得不认同又成了另一种认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要求才是积极的态度。
特区已经不“特”了,心理资本急需重构
深圳人为什么现在尤其不高兴?一方面,深圳的城市转型不能适应个人要求的变化,同时,深圳人心理的变化也还不能适应这个城市的转型。
小平南巡之后,外界对深圳使用最多的描述就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当国家资源的倾斜与改革试点的优势在上世纪90年代末逐渐流失,上海、广州等城市崛起,整个中国开始平行化发展,深圳人的失落和危机感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第一代深圳移民,他们已经在深圳沉淀下来,对生存环境有从低端到高端的升级需求,同时也对下一步的发展充满困惑。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像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教授宋丁一样,表示出对深圳被“边缘化”的担忧。
正是因为深圳的起点太高,发展太快,对比和反差的过大,才会令深圳人在太短的过渡里,还来不及调整好与城市转型同步的心态。从功利的角度看,如高海燕所说,早期的深圳是一个机会主义城市,容易产生利益,而现在则是从打破规则回归到相对规则的城市常态,现在再要实现利益目的,所需要的成本和要求都变高,天上已经没有馅饼可掉了。第一代移民的优越感无法得到同等的满足,而事实上这种优越感也已经不完全来自经济实力。就像如何判断移民社会的“宽容”特质,尽管无论深圳人还是外人都对此一直给予高度评价,客观地看,所谓的“宽容”说白了就是“你的生活和我无关”,在深圳发展初期,每个人都一心一意想着赚钱,就像一个快跑中的人当然不希望受到俗人社会的牵绊。而当基本积累完成后,停下脚步的深圳人赫然发现,“宽容”其实就是一种“冷漠”,当陌生人社会结构令人感到缺乏归属感的时候,深圳人又都开始纷纷渴望熟人社会的牵绊。
对城市的感受、体验、认同,高海燕将其称为城市的心理资本。事实上,从经营层面看,北京、上海这些国内主要城市也都是移民城市,它们也都需要依靠与城市发展相符的心理资本。第一代深圳人之所以强大,也是源于步伐一致的心理资本。理想主义的精神种子、移民的开拓精神和梦想,或者就像尹昌龙总结的,“希望”,才是深圳最大的竞争力。在金融危机时代,谁能给人们希望,谁就是希望。
怎样让大家高兴?从宜商之城转为宜人之城
世界500强的CEO会愿意选择在上海定居还是在深圳定居?这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个社会学问题。社会价值太过以商业为主导,甚至无需社会学家来分析,人们都已经默认它会是一切浮躁、焦虑的根源。
宜商是深圳一直引以为傲的标签,它带来了发展,也带来了局限。比如人口结构的单一,商人、工程师、农民工成为城市的主体,缺乏激荡的文化分层,人群缺乏交流又形成了一种陌生人社会结构。
而在全国都在发展经济的当下,宜商也不再是深圳的唯一独特性,对城市实力的关注正在转向对人的关注。随着大众传播的日益发达,城市之间在比较过程中产生的优越感和品牌效应也越来越明显。比如人们谈到社区服务的时候,就一定会引用上海是如何让大学生当居委会主任的例子。
人们之所以会感到深圳被边缘化、被诟病,就是因为其经济水平和市民文化没有同步发展。因此,从宜商到宜人的转型,成为深圳的当务之急。
除了适度改变现行较保守的户籍政策,精细社会服务的范围、方式和水平是实现宜人的重要环节。高海燕提出应该将政府的街道部门职能、区一级部门更多职能定义为社会服务,丰富城市话本。
而尹昌龙则谈到了深圳的民间和市场的特殊力量来源。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对创新的监管,深圳比其它城市提前遭遇了很多问题,深圳人从来都不只是会“等、靠、要”,在重建大都会文明的过程里,民间的自我活力、成熟的市场组织也同样会发挥效用。 |



